一、參與動機
誠如主持人開場時所提出來的，自然科學研究雖似乎以儀器為重，然而研究核心最重要的仍然是人的頭腦，因此身為人文學科的學生，面對韋伯這位重要的學者，對其著作自然不能不感到敬畏並產生興趣。然而，中文系雖為人文學科中相當古老的一門學問，對於「方法論」的自覺卻是相當晚近的事情。傳統的中國文人，其學術養成來自於詞章、義理、考據三方面的長期浸淫，然而，就這三者當中，很難找出有意識的治學方法論。當西學進入中國，中國傳統的學問著手轉型，並進入大學成為獨立的科系，這時就必須面對一個重要問題：中文作為一門可以被客觀研究的知識，其本質究竟為何？又，如何放在當今的學術視角中，與其他學問並立？前者所探問的是中文學門的內涵，後者所探問的則是中文學門的「方法論」問題。傳統中與中文系密不可分的歷史系，在大學校園中已與中文系分化，而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且因為西方史學「方法論」的引進，歷史系作為一門客觀知識於大學中立足，基本上是順理成章的。然而，中文系卻仍不得不繼續追尋自身演變的前景，並探問自己，以上本文所提出的問題。這樣的自我探問，就是我今天參與這場講座的原因之一。
二、韋伯這個人
韋伯出生在一個動盪、精神緊繃的時代。或許在這樣一種氣氛中，特別造就韋伯這樣一顆偉大的心靈。他從青少年時期就對知識存有迫切的熱情，並留下不少習作。在他從小對歷史、哲學、神學、文學等學科的學習與研究中，就可以看出他對於研究對象的背景，亦即「情況」的重視。這在日後成為他的治學特色，並逐漸發展為他的方法論的核心精神。韋伯大學雖以法學為專業，但在獲得博士學位不久後，卻開始著手研究經濟學，且獲得廣泛的讚譽，並在不久後成為經濟學教授。其後因故辭去教職，然而在他不長的教職經驗中，其傳授科目卻包含了政治、經濟、社會等領域。在他離開校園的期間自辦期刊，並發表了許多在當時就成為經典的著作，直到今天仍受學術界的重視。綜觀他的學術背景，我們很難將韋伯歸類為任何一個領域的學者。張旺山教授認為，在這裡呈現出韋伯的特殊性所在：一如韋伯研究社會學，但與正統的社會學研究有不小的出入，在其他領域的研究亦然。那麼，韋伯作為一位科學家是沒有問題的，但他究竟是哪一種科學家。
三、韋伯方法論著作的意義
要探問這個問題，我們必須先問：韋伯為什麼要撰作這些方法論著作？其實，這起因於1883年奧地利學派與德國的歷史學派的「方法論論爭」。大體而言，這一次論爭的特點，結穴於經濟學研究中，歸納與演繹的兩種路數孰是孰非的問題上。韋伯躬逢其盛，並從1902年開始，因為教學的需要，而正式面對了「方法論」的問題。並在這個時候，他發展出了後來成為他著名的理論──「理想型」。後來，他在《宗教社會學論文集》導論中做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提問，即從「一連串的『情況』」來討論問題。他不以簡單的因果關係來看問題，而是從各種不同層面之間複雜的交互因果關係，來考慮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等領域的現象及其成因。將這個視野普遍化來看，今日我們呈現如是的「人」，有其複雜的前因後果。他討論制度、行動、現象，都不是將其看做單一的對象，而是放回人的發展脈絡中去看；「人」處於現在這樣的境況中，他產生這樣的行為，究竟是因為什麼。因此，重點始終在「人」身上。換言之，從我們對韋伯方法論著作的意義而言，或許可以把韋伯視為「人的科學」的學者。
四、韋伯方法論對人文科學的價值
價值觀點將影響材料選擇的問題，並對個體性的實在物產生有意義的知識。換言之，研究者的價值觀點，將影響他的研究方向。如此，研究者的成果，將可以決定一整個時代的觀點；科學雖為價值中立，但將可以影響整個時代。當韋伯將研究重心放在「人」身上，他的價值中心以「人」為導向，他的研究觀點與成果，將回饋到整個時代風氣。然而，對照我們的時代，當我們以量化為追求導向，而我們面對全球化的巨潮，所產生的種種焦慮與困惑，韋伯的研究主題仍與當今社會現象若合符契；而韋伯的方法論，似乎也就是我們面對當今社會現象的一把利器──我們仍應該回到「人」的核心當中。
五、韋伯方法論對中文學門的啟示
中文學門正是一門以「人」為核心的學門，無論是人的歷史、人的情意與人的思考，按理皆以人為核心。況且，隨著歷史的演變，經濟、社會、政治等現實環境的遞嬗，都將使面對生命的人，對其自身有不同的感受，乃至於有不同的作為與表現。以「人」為研究對象，若不能關注形塑其生命表現的不同因素，未免有缺漏之憾，同時也將產生片面之弊，將研究對象視為鐵板一塊，成為一個固定不動的實體。如此看來，韋伯的方法論對於中文學門，具有鮮明的意義。韋伯以文化實體為研究對象，從探討構成文化實體、真實世界的因素整體，為人類生活的現象找到解釋，這不但在西方的背景中有其意義，更可作為探討中國文化的方法。當我們從「狀況」看到中國傳統學問，我們將必須深入當時的整體背景，從而在討論文學時，我們不會逕以當代文學理論肢解其政教意義；當我們看待中國哲學，亦將會留意到中國沒有追求抽象真理的興趣，而始終是為了藉由經典詮釋與聖人對話，以完成安身立命之途。當然，這裡的啟發，仍是一種大方向的聯想，究竟如何將文學、思想適切地擺在「狀況」中看待，恐怕不是如此簡單的問題。我們確實需要不同學門的對話，才能達到韋伯的洞見。然而，我們一方面受到韋伯方法論的啟發，另一方面卻也不得不反思雙方文化背景的差異。不可迴避的是，中國的世界觀與價值觀和西方之間具有很不同的脈絡，價值中立、理性主義的探討，是否會導致中國文化中某些不符合「理性」的因素除魅化，乃至於被肢解得面目全非？例如中國的氣論宇宙觀，始終將人與天地萬物視為聯繫的整體，而絕非原子式的單體集合；而氣論的特性又關連中國人對於「人」的認識，乃至於擴散到對於歷史的解釋並非線性，而是具有強烈的共時性；對人、社會、天下的看法，又具有相攝相入的模式，絕非相互隔離。因此，當韋伯的方法論是看待研究對象的「狀況」，但同時又以「理性」為訴求時，放在中國研究的脈絡中，會不會產生矛盾與衝突？這裡無法對這個問題提出解答，就留待未來深思吧！
我由衷佩服主講人張旺山老師。張老師首先提到他翻譯的方法以及翻譯的意義，我之前就覺得翻譯是件很難的工作，今日一聽張老師分享他如何翻譯、在過程中如何實事求是、如何找尋非常原始的資料來閱讀，甚至發現一些全球學者皆犯的錯誤，尤有甚者還是發現作者本人〈即Max Weber〉應該寫錯了的地方。張老師一開頭就滿懷熱情地與大家分享他的期望：「我有一個夢想，希望有朝一日，哲學可以說中文。」因此老師才決定投身於這場難熬的翻譯計劃，我深深被他如此的理念所打動。
我覺得在今日台灣學術界越來越狹隘地關注「自然科學」的境地，國科會還有這個洞見，來辦理這樣的經典譯著計畫，實為難能可貴，私以為尤其Max Weber又更值得今日華語文世界的重視，理由是，除了因為華語文世界能把握德語到一定功力的學者誠然不多，今日一聽評論人孫中興老師講說國內能完全以德語研究韋伯的學者僅僅五位，實在令我大感驚訝；另外便是因為，曾幾何時所謂「科學」清楚地在韋伯的方法論上是「人的科學」，而今在華語文世界對科學的想像變得越來越限縮，竟已限縮成今日「自然科學」與人文學科對立的想像，理解知識的方法現在被過份依賴在形式邏輯、與數學符號中，張旺山老師也特別提到了邏輯學在韋伯那裡，還有胡賽爾的脈絡。所以今日張老師以哲學與德文專業譯註韋伯的論文集實在有其重要且必要性，足以令臺灣莘莘學子們大有收穫、也得以令各個領域的學者們獲得更深入思考的機會。
雖然說韋伯的學術思想實在是非常難理解，但今晚一聽張旺山老師的解說，我感到我已經獲得入手的敲門磚，尤其是老師特別強調韋伯的「狀況」這個概念要從修辭學的概念來理解，是要上溯到亞里斯多德那裡，若是沒經過老師如此的提醒，我想我自己可能要花上數十甚至數百倍的時間才能理解吧。最後張旺山老師在回覆孫中興老師對韋伯論文中的〈客觀性〉這篇難以理解提出的質疑中說：如果無法理解的話不是去作重覆閱讀兩、三遍的工夫，而是去針對該段落盡可能找相關資料、看相關領域的文獻，慢慢把自己的功力累積上來，漸漸也就能夠理解了，我覺得老師的解套之道講得很好，今天真是大有收穫，非常感謝張旺山老師給了我們如此用心、辛苦的結晶。
今天有幸，得聽兩位教授或深入思辨，或幽默風趣的講座。
感覺今天的收穫不只在翻譯上，而是整個哲學的思辨。
有關孫中興教授，很早以前就有朋友向我推薦，表示其開的「各式」社會學都很可以聽聽，前些時候也曾利用開放式課成聽了一些，具體的枝節收穫倒不用提，但整個而言教授說做學問要精確，考證的態度，對身為自然組的我也有很大的幫助，比如之前的社會學要求大家做觀察作業，對於「真的問了嗎？」和「只是用猜測」的提問，深深印在我腦中。此外，教授的幽默實在為講座增加不少色彩，比如一句：「還有五分鐘啊？那我得再拖久一點。」大家都不禁哈哈大笑。
張教授對中文遠大的抱負，讓我非常佩服，不但希望中文能在全世界受到大眾使用，對譯著計劃，還認為要拓及增加翻譯人才，這些事情的成功或許不是一蹴可幾，但是實在是偉大的理念。
對於其中關於韋伯的論述，讓我們真的了解到什麼是通才。然而我對於教授認為台灣教育分科太早的想法，卻有一些自己的想法。首先，我覺得教育不是為了在全世界培育70億位韋伯，此外，像這樣的通才也不一定是教得出來的，而專以東方而論，我們的傳統其實就是通才教育，一位文人，既要會畫畫、寫詩、書法、還要會蓋印章，一個作品其實就包含了四種技藝，單以此而論，西方要完成這件事，可能要四位不同的人。
是的，一個要成為有學問的人，確實可藉由博覽，達到超凡，但是如果不是一個像韋伯12歲就可以讀君王論的天才，真的可以做到精通嗎？世界上被挖出來的知識，增加的速度也隨著人口成長增加，又多又深，近年來博物學家已是越來越少了。所以，我們曾經意識到現在的教育培養會造成人們除了專業都不了解，但有沒有意識到當通識不斷的推廣時，我們還有沒有專業。
自己的想法是，不可能一次走很多條路，一個跨領域的大師，也只是走一條路，不過他走路的方式是先走仁愛路再轉到敦化南路，然後有轉到信義路，而非延著仁愛路一直走罷了，這樣他經過了三條路，但其實是銜接的、還是等於一條路，不過是別人眼中的三條路罷了。就像張教授說的，韋伯有自己的「哲學」。
日前閱讀聯合副刊，偶見科技部經典譯注巡迴講座的報導，得知張旺山教授主講「打開韋伯思想世界的一把鑰匙－韋伯的方法論研究」，乃立即網路報名。翌日在會場看到幾乎滿座，眾多對韋伯學術有興趣的來賓，年輕到年長者都有！可見張教授的號召力。
服務職場二十餘年，臨 2001年退休前數年，不記得是甚麼因緣，開始喜歡研讀社會學，當然包括韋伯的著作，坦白說我是社會學的門外漢，只是憑一股興趣與熱忱，不自量力讀它，無意中搭上國內研究韋伯熱潮的列車？
首先對科技部(原國科會)與聯經聯合主辦「科技部經典譯注巡迴講座」，提倡鑽研經典著作，提升學術研究深度廣度，嘉惠學子及有興趣的讀者，深感敬佩振奮，希望能持續舉辦。新光吳氏基金會的《新橋譯叢》編譯了約16本 韋伯的著作，個人先後購藏數本。吳氏基金會可能是國內翻譯出版韋伯著作最多的機構，其貢獻令人讚賞。記得智慧財產權施行前的六年代，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翻譯經濟學名著兩百多本，當時就學的我非常喜愛，目前尚收藏五十餘本。可惜後來因無版權而停止翻譯、停售。倒是大陸近年來大量翻譯經濟學名著，甚至當代的著作，幾乎與原著無何時差，反觀國內則顯不足，消長立明。
韋伯從小即有優異的表現，例如12歲時，讀了我們很多大學生沒讀或聽過的《君王論》等！實在令人驚訝與感嘆現代學生的落差。張教授報告鑽研韋伯學術著作的歷程，很感人也深值學子們學習，尤其是鑽研瞭解書中人物的背景歷史，從而串聯繪出人脈網絡圖，是一種趣味，也是研讀過程中，意想不到額外的收穫！
通常較嚴謹的學術著作，大都會有附註 (Note)於當頁或列於章節之後，其實從中可以更深一層研究，瞭解文意，甚至可以延伸閱讀，又是一番不可預知的境界與發現的樂趣！遇到附註時，千萬不宜忽略之，以免錯失更深鑽研與探討，這方面個人特別喜好，尤其是文中提到的書，書房架上剛好找得到，馬上接續研讀之。
擔任討論人的孫中興教授一上台，即強調確實很仔細研讀張教授的新著，並秀出書本貼滿標籤紙，甚至發現極細微的缺失。孫教授對張教授著作，讚賞有之但亦誠懇明指疑問處，中肯與實事求是的態度，值得後輩推崇學習！
總之，此次意外參加講座，收穫良多，感謝台大舉辦如此優質完美的講座活動。至有關韋伯的學說論述，面對諸多專家學者，不擬多所贅述，藉免班門弄斧之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