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星玻璃(aventurine glass)大約在十七世紀上半葉由威尼斯慕拉諾(Murano)的 玻璃工人無意間製造出來,主要的特徵是在不透明的紅棕色玻璃中散佈著無數金 黃色澤的金屬顆粒。由於生產過程中必須掌握的變數甚多,不易成功,需要偶然 機運,就像奇遇(aventure)一樣,此亦是其名稱由來之故。現今甚難見到十七世紀 的金星玻璃,多只能從當時流下來的文獻、貨物或財產清單等窺見其狀貌,類型 包括耳環、鈕扣、項鍊綴飾、念珠等。 十八世紀後,Miotti 家族掌握了金星玻璃的製造技術,金星玻璃在歐洲廣受 歡迎,不僅用於日常生活中的杯、盤、盒、鐘錶和各類裝飾品中,也運用於鑲嵌 藝術上。這些金星玻璃工藝品從威尼斯被銷售至米蘭和德國、英國及法國等其他 地區。除了 Miotti 家族外,另外有兩間公司也掌握了金星玻璃的製作技法。十九 世紀後,Bigaglia 及 Salviati 等玻璃窯場在前人的基礎上,嘗試吹製技法,讓金星 玻璃的樣式、色彩與紋飾更加多元化,並受到歐洲宮廷與上流社會的喜愛。 在歐洲之外,清代宮廷在康熙皇帝的意旨下,於康熙三十五年(1696)成立了 玻璃廠,在紀里安神父 (Kilian Stumpf, 1655-1720)的主持下開始試驗製造。不過一 直要等到乾隆六年(1741)才真正燒製成功,之後更以與歐洲金星玻璃不同的藝術 樣貌流行於清宮中。
中國絲綢自古以來即通過「絲綢之路」傳到歐洲,蠶桑技術也隨著駝隊、基督宗 教僧侶輾轉從中國傳播到中亞,經西亞於十三世紀末抵達地中海北岸的法國南部地區。 《馬可波羅遊記》有關 Cathay 的描寫,挑起歐洲人對中國的嚮往與想像,隨者大航海 時期的開啟,傳教士們—特別是法國耶穌會士有關中國的報導和海洋貿易引進的商品, 更掀起對中國建築、藝術和裝飾風格的熱愛,蔚然形成「中國風」(la chinoiserie)。相 對於建築和繪畫,中國風在絲織品上持續的時間更為長久,而此時正值法國蠶桑絲織 業朝向巔峰發展的時期。 除了耶穌會士寄回歐洲有關中國蠶桑絲織技術的報告、圖像和樣品、工具,以及東 印度公司進口的中國絲綢,二十世紀九〇年代初,歐洲多處(奧地利、義大利北部、 德國、法國南部)城堡中,更發現了許多以中國圖像、紋樣裝飾的壁紙,其中數組以 稻作、蠶桑、製茶、瓷作等手工業生產為主題的圖像吸引了各國學者的關注。 本文將探討上文提及的這些「物質」對法國蠶桑絲織業是否產生影響?以及法國絲 綢業者和博物學者們如何透過這些物質析取中國蠶桑絲織的相關知識與技藝,進而精 進本國的相關科技,形成具有法國特色的手工業。
晚清自強運動期間,為了分析礦產,北京同文館的法國教習畢利幹 (Anatole Billequin, 1837-1894)及他的學生將富里西尼烏司(Karl Remigius Fresenius, 1818- 1897)的定量化學分析書籍翻譯成中文,並於 1882 年出版了《化學闡原》一書。 富里西尼烏司的分析化學書籍被公認是 19 世紀最經典的教科書之一。次年,上 海江南製造局的傅蘭雅 (John Fryer, 1839-1928)及徐壽(1818-1884)再次將富氏的 定性及定量化學書籍分別翻譯成《化學考質》及《化學求數》。這三本分析化學 書籍的出版讓清末西方化學知識的引進達到最高峰。 富里西尼烏司化學分析教科書的成就,從某角度而言,代表著十九世紀德國 化學工藝的領先。富氏在吉森(Gießen) 大學擔任講師時,就在李比希(Justus von Liebig, 1803-1873)的門下繼續鑽研化學並獲得博士學位。十九世紀上半葉,德國 成為全球化學領域的領先力量,在很大程度上歸功於李比希的貢獻。他不僅在有 機化學、農業化學與生物化學域進行了開創性的研究,在吉森大學(Justus-LiebigUniversität Gießen)擔任化學教授時,創建了化學教學實驗室,成為世界各地效仿 的典範。由於這些創新,李比希被認為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化學教師之一。
主題:西班牙時代的艾爾摩莎
時間:5/18 (週六)下午 14:00-16:30
地點:臺北醫學大學信義校區醫學綜合大樓前棟4樓誠樸廳
主辦單位:臺灣歐洲聯盟中心、臺大歐盟卓越中心、臺灣大學外文系歐語學群、政大歐洲聯盟研究中心
協辦單位:中華民國(臺灣)歐洲研究協會、臺灣西班牙語學會、政大國際事務學院歐洲聯盟研究國際學分學程、臺北醫學大學秘書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