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世紀上半待在南台灣台江內海一帶的荷蘭東印度公司雇員,曾於一六二六年至一六四二年間西班牙人在北台灣活動的艾爾摩莎時代,在島上透過各種管道探察對方活動的情報。除了透過派遣船艦到北臺灣繞行,窺探西班牙人在雞籠與淡水一帶的活動外,荷蘭人也藉由唐人以及南島語族提供的消息,拼湊出當時西班牙人在島上活動的圖像。這些情報,有真實也有誤傳,成為當時雙方對峙時有趣的小插曲。 當時,待在熱蘭遮城的東印度公司雇員,曾擔憂西班牙人佔領倒風內海一帶,威脅荷蘭東印度公司在台江內海一帶的據點;也曾一度認為西班牙人已捷足先登,開始在東台灣後山山區派遣傳教士與當地住民接觸。這些不同來源的情報,以行船往來四處的唐人順道提供給公司雇員的北台灣西班牙人情報較貼近實情。情報的價值與真實性,甚至高於熱蘭遮城派駐島上他處的公司雇員所提供的一手情資;如西班牙人對北台灣南島語族徵收米與雞為貢稅,淡水一帶南島語族襲擊西班牙人的淡水駐地據點,北台灣西班牙人駐軍撤回馬尼拉等。相較之下,公司派駐卑南覓的Maarten Wesseling,係在公司雇員中享有聲譽,且積極為公司在當地拓展影響力的人物;但他對西班牙人在東海岸一帶活動範圍的情報,卻缺乏其他資訊佐證,顯得有如道聽途說,甚至是捕風捉影的說法。 一六四二年,西班牙人將北台灣據點拱手讓給荷蘭東印度公司後,因台灣東岸外海航線為馬尼拉往來北台灣的交通航道,熱蘭遮城的公司雇員仍一度懷疑航線沿途的龜山島與紅頭嶼可能有西班牙人活動的遺跡。
西班牙人自1626年在雞籠和平島設立聖薩爾瓦多(San Salvador)城展開在北台灣的殖民統治,迄今已近四百年,除了留下「三貂角」(San Tiago)、「野柳」(Diablo)等地名外,位於西班牙「帝國」最遠邊疆的北台灣,歷經西班牙人僅約十六年的殖民統治,究竟最後留下那些殖民過程的遺緒,帶來哪些影響? 事實上,從政治與地理知識的認知上,西班牙人對北台灣的探勘與征討,使得雞籠、淡水成為他們的主要據點外,大臺北盆地內部、雞籠河流域、噶瑪蘭地區以及產金的多羅滿,也都在西班牙人的探查中進入世界歷史的舞台。至於經濟上,「援助補給」(Socorro)除了運來西班牙人賴以維生的物資、武器外,美洲銀幣更是讓北台灣原住民放棄以往的以物易物交易方式,逐漸進入貨幣時代。天主教傳教士在北台灣的宣教活動,除了在他們觀點上努力改變原住民的「陋習」外,為了傳教之便而記錄下的北台灣原住民風土民情,甚至編寫淡水、噶瑪蘭地區原住民語言的辭典或天主教教義書,更是為北台灣保留下重要的語言材料,雖然這些手稿至今仍下落不明。綜合而言,可知西班牙殖民北台灣的歷史雖短暫,但仍因其殖民所需留下的歷史文獻,而成為我們在建構完整的臺灣歷史時,一片不可或缺的拼圖。
教堂與修道院是近代早期歐洲殖民地重要的殖民地景之一,基隆和平島B考古遺址的諸聖教堂結構遺存及附屬墓地為全台最早的基督宗教文化資產,反映了該時西班牙殖民當局由菲律賓群島進一步北向擴張的企圖。本研究藉由跨區域分析,比較十七世紀道明會道在台灣、菲律賓、日本以及暹羅的教堂考古遺址案例,試圖進一步脈絡化諸聖教堂在西班牙殖民網絡的意義。研究成果顯示:第一,除了藉由考古出土的殘存結構與相關遺物確認砂岩基礎及扶壁之外,其他類型的建築媒材的使用以及修道院與鐘樓的建置的可能性皆非常高。此外,經由相對比例的推敲,我們對於諸聖教堂的大小規模也能有更好的認識。第二,道明會十七世紀前半在呂宋及艾爾摩莎島對迥異於在地建築形式的砌石技術與長方形內殿的堅持,反映西班牙人的族群與宗教認同。被稱為de silleria的砌石技術可追溯自羅馬時代的歐洲傳統,長方形內殿則是其自伊比利半島西哥德時期開啟、歷經伊斯蘭統治時期的延續建築範式。第三,諸聖教堂建築雖然在材料上因地制宜,反映出帝國經濟網絡所能提供的資源、人力與技術,但是相對於殖民帝國範圍外日本與暹羅的教堂,實不需做太多妥協。最後,諸聖教堂所隱含的宗教論述,是強烈服膺當時西班牙的殖民論述,做為一個堡壘化的教堂,它是《印地亞斯法典》實踐的成果、殖民策略的一環。
2018 年開始,由清華大學出版社出版的「閩南-西班牙語歷史文獻叢書」迄今共出版五套十冊手稿摹本,分別是(3冊)、《奧古斯特公爵圖書館菲律賓唐人手稿》 (含《佛郎机化人話簿》)、《明心寶鑑》、《無極天主正教真傳實錄》、《新刊格物窮理便覽》、《華語-西班牙語辭典》和《漳州話詞彙與語法》。原始文獻以雙語、或三語書寫 (閩南、漢語、西班牙語),分別典藏於馬尼拉聖多瑪斯大學圖書館,巴塞隆納大學圖書館、德國奧古斯特公爵圖書館、西班牙國家圖書館、奧地利國家圖書館、羅馬安赫利嘉圖書館和大英圖書館。 上述十冊原文手稿,有明確的出版日期的如高母羨 (Juan Cobo)的《明心寶鑑》(1593)和《無極天主正教真傳實錄》(1593)、 Tomás Mayor 的《新刊格物窮理便覽》(1607)、Pedro Chirino 的《華語-西班牙語辭典》 (1604),其餘的書寫或傳抄時間、以及作者為何人都還需要深入考究。 在陸續出版這些手稿摹本之後,探究其內容,可以發現這些辭典(話簿)彼此有傳承或相互對照謄寫的脈絡,差異處在於蒐集的單詞和句子多寡,以及學習的對象與目的。耐人尋味的是《佛郎机化人話簿》是全漢文書寫(閩南拼音),是一本讓馬尼拉華人學習西班牙語的工具書,而《漳州話詞彙與語法》是一本全西文書寫 (內含拉丁文書寫)和解說,讓外籍人士(主要為西班牙人)學習閩南語的手冊。如何從中解讀辨認,確定發音和詞義,像一座尋寶的迷宮。從這兩本話簿我們發現它們有些詞語相互對照,可以辨別並確認該詞彙的中西文為何;而《漳州話語法》、《西班牙-華語辭典》則是可供參酌研究的重要文本。在這場「臺灣歐洲文化論壇」裏我們將概述這系列叢書的脈絡和若干詞彙的中西文解讀。
十六世紀開始,西班牙人在馬尼拉設立殖民據點後,閩南人則因美洲銀幣的吸引前往交易與定居;前者為了傳教管理,後者則因經商所需,彼此互相學習對方的語言(李毓中2023),也因此陸續留下不少文獻,本文主要探討十七世紀的《奧古斯特公爵圖書館菲律賓唐人手稿》、《華西辭典》(Dictionarium Sino-Hispanicum)與《西華辭典》(Dictionario Hispanico Sinicum)。手稿中的《佛郎機化人話簿》,是目前唯一被認定為閩南人學習西班牙語的詞典(李毓中等2019) ;《華西辭典》是耶穌會傳教士奇里諾(Chirino)為學習閩南語而做(雅保多2022:二四) ;《西華辭典》是西班牙道明會神父與馬尼拉閩南人 合作編寫而成的。就這三份早期的域外閩南語文獻而言,雖然編寫方式有所不同,但是卻呈現一些共同的語言特點,有別於現代閩南語,就以下兩類舉例說明: (一) 詞義變化 《華西辭典》中「妻」拼音記為simpu,其本字應為「新婦」,在現代閩南語卻用來稱呼兒子的妻子。《化人話簿》與《西華辭典》都將「青」、「藍」標記為Azul/Açul(藍色),但現在「青」單用時一般是指綠色,只有在「青天白日」等複合詞中才指藍色。 (二)構詞 現代閩南語表示動物性別之詞以「公/母」較為常見,《化人話簿》列了「雞公/母」二詞,但《華西辭典》有「(猪)牯co」、「(羊)牯cou」;「(雞)公」記音為cac,應該是「雞鵤」。而現代閩南語的「人客」在《佛郎機化人話簿》與代表明代閩南語《正音鄉談》卻都是「客人」,二者詞序相反。
主題:西班牙時代的艾爾摩莎
時間:3/23 (週六)下午 14:00-16:30
地點:臺灣大學社科院三樓梁國樹國際會議廳
主辦單位:臺灣歐洲聯盟中心、臺大歐盟卓越中心、臺灣大學外文系歐語學群、政大歐洲聯盟研究中心
協辦單位:中華民國(臺灣)歐洲研究協會、臺灣西班牙語學會、政大國際事務學院歐洲聯盟研究國際學分學程、臺北醫學大學秘書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