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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開韋伯思想世界的一把鑰匙──韋伯的方法論研究

韋伯很可能是19世紀到20世紀早期的最後一位全面性的知識分子……

《韋伯方法論文集》書影。 （圖／聯經出版提供）

韋伯（Max Weber）於1864年4月21日出生於埃爾福特（Erfurt），1920年6月14日病逝於慕尼黑。這是一個政治與社會各方面都動盪不安、變化萬端的時代，而韋伯則是這樣的一個時代所孕育出來的思想巨人。

韋伯是一個早熟又早慧的全面性天才，從小熱愛閱讀，尤其喜歡歷史和古典著作，也讀哲學。大學時代，韋伯先是於1882年在海德堡讀法學，但也聽國民經濟學、哲學、歷史與神學等課程，1884年冬季學期起轉往柏林大學就讀，並分別於1889與1891年完成博士論文與任教資格論文，取得法學博士學位。

1892年韋伯受「社會政策協會」委託，處理易北河以東的「農業工人調查」資料，發表了卷帙浩繁的研究報告，深受好評，聲望鵲起，以至於1894年被弗萊堡大學哲學學院召聘擔任「國民經濟學與財政學」的教授職位，並於1897年初轉往海德堡大學任教。然而，1898年夏，韋伯就病發了。幾乎有三年半的時間，韋伯無法讀書、遑論教學與研究，因而於1903年正式辭去教職（圖一）。

1903年的韋伯（圖一）。 張旺山（清華大學人社院教授）圖片提供

將近有20年的時間韋伯無法教書，直到1916年10月，他才有能力作一場較大型的演講，並於1918年夏季學期在維也納大學「試教」一學期之後，決定於冬季學期到慕尼黑大學任教。

在這段漫長的歲月裡，韋伯生活的中心始終都在海德堡。在這裡，他像一個精神世界的獨裁者般發揮著影響。而就在韋伯辭掉教職前不久，大約在1902年10月間，韋伯的創造力甦醒了，邁向了一個多產的、與過去性質截然不同的新階段。現在，他也作為思考者而退回到實在的背後，並獻身於對思考的思考：獻身於他的科學之種種邏輯上與知識理論上的問題。在這個「新階段」裡，韋伯以1903-06年發表的〈羅謝與肯尼士和歷史的國民經濟學之邏輯問題〉一文，展開了一系列的方法論的研究，同時也在1904-05年間發表了著名的〈基督新教的倫理與資本主義的「精神」〉一文。在這段時間裡，韋伯的「生產力」是極為驚人的；然而，直到過世前，韋伯卻不再有任何完成的專著問世。

儘管如此，韋伯很可能還是19世紀到20世紀早期的最後一位全面性的知識分子。雖然在不算長的一生中，他正式出版的成書著作嚴格說起來只有二本（他的博士論文和任教資格論文）；但韋伯一生卻透過上課、演講、寫文章、寫信、討論等等活動，在範圍廣泛的學科領域留下了痕跡。這些痕跡如此之廣泛、如此之深刻，以至於今日學習與研究人文社會科學的人，到處都碰到韋伯。

1917年的韋伯（圖二）。 張旺山（清華大學人社院教授）圖片提供

1917年（圖二）末，韋伯在〈科學作為職業〉這篇著名演說中曾說：跟他較接近的學科包括社會學、歷史學、國民經濟學、國家學（＝政治學）以及以這些學科之詮釋為課題的種種文化哲學。當然，韋伯也是一個法學家。韋伯不但一生治學涉及的領域甚廣，並且都產生了可觀的影響，以至於許多學科都爭相爭取韋伯為「自己人」。這不禁讓人好奇：這一點他是怎麼做到的？或許有人會認為：這純然是因為韋伯是一個努力不懈的全面性的天才；對這種天才而言，要在許多學科上有重大的貢獻，儘管並非易事，但基本上是有可能的。然而，如果我們進一步觀察，卻會發現一件奇怪的事實：儘管韋伯被許多學者認為是社會學家、國民經濟學家、歷史學家、政治學家、法學家或哲學家，但他的相關著作的內容，卻與現在的這些學科的內容大異其趣，或者根本就找不到任何在某些科學（如韋伯長期擔任正式教職的「經濟學」）看來值得一提的「貢獻」，以至於無論將韋伯歸入哪一門學科，都會有人贊成也有人反對。

1920年4月韋伯不敵肺炎而早逝（圖三）。 張旺山（清華大學人社院教授）圖片提供

我認為，作為科學家的韋伯之所以會有如此無法被歸類、卻又如此不同地被歸類著的現象，跟貫串於他學術生涯的某種「人的科學」的構想有關：是這種「人的科學」的構想，使得韋伯一方面探討了分屬不同人文社會科學的主題，並因其研究成果的分量而受到這些學科的重視；但另一方面，卻也由於此一「人的科學」的構想之獨特性，使得韋伯的研究難以被簡單地納入現今流行的學科分類中。可以說：是這種「人的科學」的構想，使韋伯得以建造出他的思想世界；而要真正掌握住韋伯思想世界的全貌，也就非得先掌握住他那獨特的「人的科學」的構想不可。就這一點而言，韋伯的方法論研究，正是打開韋伯的思想世界的一把鑰匙。

韋伯海德堡墓碑（圖四）。 張旺山（清華大學人社院教授）圖片提供

一項重要的事實是：儘管韋伯大學時代就已經對方法論感到興趣了，但他真正投入方法論的研究與寫作的時期，卻幾乎與他對「基督新教的倫理與資本主義的精神」的研究完全重疊。這意味著，韋伯的方法論研究的一個重要目的，正是要對自己在此一研究工作中所採取的手段進行自省。而對於《基督新教的倫理與資本主義的精神》一書的種種分歧的解釋以及許多的「誤解」與「不解」，往往也都是由於未能掌握住韋伯的方法論思想而產生的。

韋伯是一個堪稱「偉大」的學者，可惜天不假年。1920年4月，韋伯還意氣風發地說：「他眼前所看到的種種科學上的課題，還夠他做上一百年」，但二個月後，他卻不敵肺炎而意外早逝了（圖三）。海德堡的韋伯墓碑兩側，如此刻畫這位學者（圖四）：

Alles Vergangliche ist nur ein Gleichnis.
Wir finden nimmer seinesgleichen.

試譯如下：

一切無常事物，無非某種比喻
我們再找不到，跟他一樣的人